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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栋:老虎台忆往

来源:抚顺文艺网 2019/5/14 9:21:47  作者:李栋 编辑:李丹  
[导读]:我的出生地叫老虎台,地域不大,名气却不小,就处在这个城市的边缘,那时这里住的多是“闯关东”的人家,是以最为集中的一片煤矿家属的棚户区被人共知。虽然我已离开它五十多年了,虽然它一直是陈旧衰败、破乱不堪、远离任何权力,可是不管我的生活如何流转,仍不能忘记那个地方。


(图片选自网络)

  我的出生地叫老虎台,地域不大,名气却不小,就处在这个城市的边缘,那时这里住的多是“闯关东”的人家,是以最为集中的一片煤矿家属的棚户区被人共知。虽然我已离开它五十多年了,虽然它一直是陈旧衰败、破乱不堪、远离任何权力,可是不管我的生活如何流转,仍不能忘记那个地方。不管面对有着怎样阔气背景的人,我从没有想回避它对于我的存在。

  

  我曾对这个名字感到费解,此地山不高林不密,此名何来?

  有人说它是薛礼征东时“擂鼓台”的谐音,我听后亦觉牵强。倒是于那些沟沟岔岔间兀然交错着的黄褐色山岭,有点像一只庞然大物绵延的身躯,此说算不算一解,我就不知道了。

  那时这里没有楼房,在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上,毗连着青草沟、三角河、虎东、矿前、西山、西沟等一些地方。认真想来,这样的称谓也不叫什么名字,只是一种方位和坐标而已。一个地方连个名字都懒得被人起,就像一个名叫张三阿四的人,给人一种临时和不被重视的感觉,而那时却也是一方名地。

  说是名地,其样子却丑的厉害,很像老电影中的场景。除几片红砖公房外,多是自家随意搭建的低矮房屋,地势坑洼不平,道路七拐八拐,房屋的样子像是忸怩作态。这些由日伪的工棚逐渐扩展起来居所,就横七竖八地沿着山坡与沟岔蔓延着,屋边傍着水沟,雨后清凉的山水与家家户户的污水在此会和,然后一起顺山而下,流向孩子们并不关心的地方去了。

  我家那时就住在西沟里,在一条向南w形的马路上,走到一半再向西拐去,街旁分列着大狮子合社、青年商店、马车社、酱油房、照相馆、老杨小铺、小戏园子、老君庙等,这名字同样叫的很是随意。

  那时尚不知道天地多么广大,自然也就不觉得这里的封闭狭小。

  1959年的元宵节,我就出生在这里,此后便由大人们牵着走进走出。因为屋矮路窄,每次都要在各色的窗子和晾晒的衣服下穿行,女人的内衣和男人的裤衩就湿漉漉地挂在那里。如若扭头望过去,各家屋里的陈设一目了然,此地详曰虎西街一委七组。

  那时每次进出这里,总要踮起脚或蹦蹦跳跳地钻出一段黝黑的隧道,在趟得两脚泥水后才走上正路。于是眼前的小路一个又一个,仿佛伸开的一面枯萎的叶片,然后再选一条曲曲折折的脉络走下去,左突右拐,最后才走到家门口。

  我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1岁。

  

  那时,这里住的多是由山东、河北、黑龙江为讨生活前来挖煤的人。

  井下的条件不好,是要拿力气和性命换钱的,要想讨个本地的媳妇不易,他们就把家乡的女人领了来。于是男人上班挣钱,女人看家做饭,每当“上班的”回来了,女人们便低眉顺目地将煎饼、大葱,还有少不了的一壶酒端上来后,男人们就亮出浑身的腱子肉,喝出胶东大嫂一阵放浪的笑声。

  我们管山东来的叫“关里家的”,管河北来的人叫“老坦儿”。虽然家家都很穷,可是每到傍晚家家的饭桌就摆在院子里或临窗的炕上,于是总有人伸过手去,拿起你家一根大葱,撅去他家一点大酱,卷进自家的煎饼里,边走边说你家的大葱可真甜。如果谁家关上窗门吃饭,人们就会自动地绕着走开,日后若在他家的垃圾里见到扔掉的肉骨头,就会被大家讲究起来。

  日子过的久了,谁家饭食的油水多,谁家娘们的手艺好,谁谁家的饭做得马虎不干净,常常被不同腔调的主妇们进行一番羡慕或奚落。至于那些男人们,对这些说法从不往心里去,他们只要自家的女人把一壶酒烫热,然后自顾自地咧着嘴哈着气,将它倒进自己滚烫的胃里。

  我家的下院很热闹,住着七八家外地人,张小个子据说是从河北过来的,那时已经白了头,还在伺候着瘫痪的老娘。他每天把母亲用过的万国旗挂上门前,人们打他家门前走过时,总要先弯下腰很快地窜过去。他见了有些歉意,就笑嘻嘻地说,你有福了吧,我妈都过九十啦,有她罩着你准会长寿。

  他很爱跟孩子开玩笑,时常当着年轻母亲的面讨孩子的小鸡吃。傍晚时,家家的饭桌就摆在院子里,小孩子们便晃晃悠悠地在院子里乱跑,他总是左手拿着饭碗,右手伸向孩子的裆下,左一小鸡右一个小鸡地吃起来,引起年轻母亲一阵阵的浪笑。某次他又如此这般地追着一个孩子讨鸡吃,有人在远处大喊,他佯装没听见,刚将手伸入孩子的裆下却又嗖地收了回来,原来那是个小姑娘,弄得他一脸的红。

  有天早上,我们一群孩子在院子里玩,远见张小个子从外边拿着一个梯子走了进来,他脸紧紧地绷着,没在向我们讨鸡吃,径直走到自家门前的烟囱下,顺好梯子后就爬了上去。正待我们往下看的时候,他却举手向西一指,嗷的一声叫了起来“……妈妈呀,你就放心地走吧!”

  于是,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是在给死去的老娘指路。此后送葬的人们就在院子里排出长长的一溜,大人小孩都穿着雪白的葬服,几声鞭炮炸响后,眼前就向老君庙挪动起了一群群的白鹅。

  打那以后,我就没再见到张小个子的面,那讨小鸡吃的游戏也再没人做了。再后来就听说,他是为了祖上的历史问题偷着跑到这里来的,隐名埋姓地住了好多年,最后被发现直接给遣送到农村去了。

  三

  那天,父亲在早上听广播,我家那个深紫色的戏匣子说1964年就要来了,我饭后就丢下碗筷,俨然一个大人双手插在兜里走出了家门——这是我对时间的最早记忆。

  路过那座木板夹起的厕所时,先是听到一点声音,接着见一个露着半个屁股的人慢慢地走了出来——正是下院的老王太太。她大约因为我是个孩子,并不回避什么,只是不紧不慢地系着腰带,此事仿佛不需背人。

  我那时虽然贪玩,但也爱琢磨一些事情,有些事情弄不明白就常去问大人。就比如这个老王太太,还有那个老林太太,别人家都是一个老太太跟一个老头住在一起,可她们的家里却住着两个老头,这是为啥呢?

  那天,我极认真地问过之后,母亲先是一愣,接着就用指头使劲地戳我的脑袋,说你一个小孩子瞎操这心干啥,说着还使劲地努了努嘴嘴,一脸的红。

  王家是独门独院,大门很高气派得很,家里有六七个孩子,都与老太太住在正房。而东西厢房分别住着两个老头,一个很少出门,见了人低头不语,另一个则长得粗大,胡须浓重,是赶马车的,有着很重的市井气。邻居背地里说,老王太太就这样过了半辈子了,现在虽是儿孙满堂,却也时不时地要到厢房里去住住,只是两个老头却很少来往说话。

  后来,父亲因故到那里借宿,还带上了我。那时王家的老人都过世了,只有那个赶马车的还在,他的屋里黑得很,大约很少来人,进了门就闻到一股被窝里的味道。那天见他重回炕上后,便盘腿弯腰坐下,胸前的皮肉向下坠着。他将被子向身上拉了拉,声音沙哑地说,多年的老街坊啦,你们能来,我正好也有人说说话,这事不用客气的。  

  他于是向父亲说,我年轻时就到了她家,赶了她一辈子的马车,眼下已无亲可认了,言外之意是说家里的孩子待他并不好。可有人说家里的大儿子长得就很像他,还有人说见过他们年轻时在马车上亲热,还看见老头曾笑嘻嘻地将她从不高的车上抱了下来。

  老太太还在时,却对这个不太在意,她很爱和人说话,即便老了以后坐在门外的石墩上晒太阳,每见人来也总是长长短短地唠上几句,总是一脸的媚笑……

  那时,在我们整条胡同里,林家的饭菜是公认的好,而林家的姥姥也有两个老头。我们总去他家玩,每当见了那一胖一瘦两个老头,也总要为哪个是亲老爷争执一番。

  其实,瘦的是他的姥爷,大约人瘦就怕冷,所以总戴着帽子,身着制服兜里插着钢笔,像是个干部。他一般不理我们,大约很爱惜这个家,每次见到他都是低着头用鸡毛掸子扫来扫去的。

  那个胖老头则是一个大块头,常常穿着半大不长的短裤和背心,肉嘟嘟的身上现着赤红色,模样像厨师或屠夫,说话的声音像是在吼。他大约是没有孩子,见了总要拨拉着我们的脑袋哈哈地大笑,拿我们取乐。

  老太太则有佛像,一脸的白肉,衣服也穿得干净,每见我们跑进跑出,或在屋子里闹得过了,总是厉声叫起,于是我们就稀里哗啦都跑到院子里去了。

  如此的家庭,在那个时候总能见到。人们把另一个老头叫做“拉帮套的”,意思就是帮人家挣钱,替人家干活,这也正如王家那个赶马车的一样,到头来还是不被家人接受。

  四

  小文应该比我小一岁,姓啥就不说了,他爸爸就是从“关里家”来的,个子不高却壮实得很,走路时两个胳膊弯弯地架着,很像练过武功。他那时在矿上三班倒采煤,平时见不到人,见了也只是与上了岁数的点点头,只是每当早晚回来,总是在胡同里把脚步踏起咚咚的响。小文的妈妈,也是后来才从“关里家”带过来时,来后很腼腆,见人只是笑。由于个子高又一身的胖肉,走起路来先由后脚跟着地,身子总是一拧一拧的,夏天衣裳穿的少,两个奶子和脸上的肉总在人的眼前颤悠。

  那时,家家的房子都建在山边,由于路高屋低,每逢有人从窗外走过,扭头看到的并不是家里的摆设,只是一铺炕和炕里的人。某天,小文的爸爸夜班在家里睡觉,一阵的沙土从窗外卷了进来,说是扬到了他的脸上,于是他就跑到院子里一阵的咆哮。

  母亲这时急急赶回家来,见了我就揪着耳朵一阵地打,说小文的爸爸已在下院点着名地骂人了,因为我刚刚跟小文打过架。我那时倒也顽皮,常常跟一群孩子在下院里玩,先是藏马虎,就是一群孩子先是叮当锤,然后其他人都藏了,让输掉的那个找,如是再三,直玩到天黑才被大人喊回家。后来长大一点,就骑马打仗,还有弹瓶盖、擅纸牌、打砖头、弄九连环、玩烟盒择成的三角,也随女孩子一起跳方格。

  那个乐趣无比的童年时光,如今再也找不到了。

  某天,一直玩到很晚,回家后才感觉到脚上疼的厉害,脱下鞋子见脚后跟已流出了血。那时,我们的鞋都是母亲点灯熬油一针一针做出来的,因为布的鞋底不扛穿,便总要由父亲先钉上鞋掌,可是数双鞋拿过来后,父亲一锤一锤地钉下去,一时的马虎,我那只鞋里就直直地竖着一根钉子,一天的乱跑竟把脚后跟搅出一个肉洞。

  自从被小文爸爸喊过之后,我们再玩时小文就不来了,只是远远地站着看,两眼不时地向我的脸上瞄着。某次玩得兴起,小文忍不住就被喊了进来,正在我大喊大叫玩得高兴的时候,忽地耳朵又被人拧起,远见小文的妈妈也一拧一拧地跑了来。只见她边跑边喊“……婶子婶子你快别这样,小孩子的事说不上真,俺家上班的也没说准是谁嘛,你看咱这邻居还是要做的。”

  这时,我才见母亲放了手,于是便忍着一脸的疼,撒开两脚又跑远了。

  久后的一天,先是听说有个商店的会计弄错了账,要挨批斗,当晚就摸了电网死了。后来就见矿上的武斗开始了,大标语贴的一墙一墙的,宣传卡车四处喊叫着,不远处的老孙家被戴了高帽游了街,晚上常有枪声响起。这时,又听见胡同里响起咚咚的脚步声,是小文他爸回来了。他大概是兴奋或着急,身子走得一窜一窜的,走近了才见他手拿一杆明晃晃的扎枪,枪头上系着红绸布,粗粗的胳膊上飘着一个红袖标,因为光着上身,所以就把袖标直接别在肉上。

  那晚,母亲一再地数落着我,让我千万别再出去疯啦,说她见到小文爸爸的枪头子就害怕。

  此后就见小文他爸不再采煤了,说是被调到矿上做了啥,每天进出院子总是扛着那杆扎抢。一有空闲就坐在院子当中擦枪,擦枪时嘴上还跟着使劲,吭哧吭哧地响,枪头上的红绸布一跳一跳的。有时还做上几个刺杀或霹雳的动作,像是故意给人看,吓得邻居们大都绕着走开。

  直至后来我家被迫下了农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也没见过小文。

  

  1966年的夏天,城里青年开始下乡,那时还没有学生的事,只在没有工作的城市青年中进行。

  我家二姐遂被定为下乡对象,因为我家人均收入不足九元,是居委会常年的救济户。为此,居委会马主任就一天几次来我家,说这下乡是减轻个人负担,也是减轻居委会的负担,更是减轻国家的负担,她是要替政府做好工作的。

  我家那时住的也还宽敞,常常是南北两铺炕上都坐满了人,马主任总要把动员会安排在我家里。二姐那时当然不愿意去,她才十六岁,还在矿上抬筐卸煤补贴家用。可是会总在家里开,一来二去的母亲就没了主意,她看着马主任那阴沉沉的脸,知道这样下去家里救济的钱就没了,于是勉强地松了口。

  我记不得是怎样送走二姐的了,只记着那时母亲总是苦着脸,把家里不多的布票翻了翻,揣起几张去给二姐做了床被褥。也有人也来家里帮忙,给二姐选了块细布料,做了件领口为一字型的短衫,浅褐色的格子配上她稚嫩的脸,上边忽闪着两只大眼睛,那是二姐第一次穿新衣裳,却没见她笑过。

  此后,她就去了二百里外的农村,那个地方是新宾县响水河子公社转水壶大队,前后做了八年的农民。

  我在其后一天,去邻家玩。见他家的哥哥坐在漆黑的炕上,低头侍弄着自己的脚,像是再找什么,见了就把我叫到身边,问想你二姐不?

  我说,想,就是看不到!

  他说那就别想了,你三姐也要下乡了,还有我!说着脸上就没了表情。

  我靠近后,见他是在抠着脚上的皮。他把那些因脚气蚀起的肉皮,无论黑的或红的一片片地揭下来,已在炕沿上摞起小半把。接着又低着头问我,你吃过人肉吗?这让我吓了一跳。

  这时,他把那些抠下来的脚皮捡到手上,然后抬起头看向我,随即猛地塞进嘴里并大嚼起来。说一个连人肉丢敢吃的人还能怕什么呢?我见他嘴角慢慢地渗出了血,便害怕又恶心地跑了出去。

  此后,我家三姐也下乡去了,俗称是六八届高二的。至今记得那个地方更远,是五百多公里之外的北镇县耿屯公社索屯大队。

  再后来,父亲也因说不清的事情,去了新宾的农村干校学习。家里只留下母亲与我们这帮孩子,整夜地害怕,直至全家最后也去了农村,我自此就离开了那个叫做老虎台的地方。

  到此,我仍对那个名字感到费解,此地山不高林不密,此名究竟何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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