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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那些远去的生活场景

来源:抚顺七千年 2019/1/28 10:00:43  作者:刘学敏 编辑:李丹  
[导读]:每天一到钟点儿,住宅区的过道里就会有“当啷当啷”的摇铃声响起,都知道是倒炉灰的大汽车来了,各家各户纷纷用各种“器具”端着“炉灰”出来。拉炉灰的大汽车车厢两侧,一边站着一个人,居民们把炉灰盆或者桶举上去,那人接过来倒在车上,灰尘四起,落在人们的身上头上,“呸呸”地吐唾沫,唾沫里裹着炉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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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代,抚顺的生活场景是啥样的呢?我复原一下,看看是对还是不对。

  每天一到钟点儿,住宅区的过道里就会有“当啷当啷”的摇铃声响起,都知道是倒炉灰的大汽车来了,各家各户纷纷用各种“器具”端着“炉灰”出来。拉炉灰的大汽车车厢两侧,一边站着一个人,居民们把炉灰盆或者桶举上去,那人接过来倒在车上,灰尘四起,落在人们的身上头上,“呸呸”地吐唾沫,唾沫里裹着炉灰。后来,摇铃改成了吹哨,再后来,平房改成了楼房,楼道里有了垃圾道,从楼上直接倒进去,轰隆一声就到了底层,每天有环卫工人从底楼的垃圾道往外扒垃圾。如此倒炉灰的大汽车便不再来,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专业化的垃圾车,直到今日的垃圾分类。


  还有一种摇铃,是卖酱油的,喊着“打—好—酱—油”。我们这儿卖酱油的是一个敦敦实实、五十多岁的胖老头儿,被叫做老胡头儿。和和气气,满脸堆笑,腰里系着油渍麻花的围裙,推着一部“带车子”,车上有两只脏兮兮的大木桶,一只里是酱油,另一只里是醋。现在想想,一斤酱油能挣多少钱,这般走街串巷,一天能卖多少能挣多少钱,怎么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呢?竟有些想不明白。


  说到摇铃儿,不可以不说我的小学,那伴着摇铃声成长的岁月。从1960年到1966年,我一年级到六年级,上课下课的铃声是被一个叫张大爷的人在手里摇响的。他是个山东人,五十多岁,连鬓胡子,大棉袄大棉裤,松松垮垮的大破棉鞋。上课下课,他就摇着铜铃铛绕着操场转圈儿,铃声就跟着他转圈儿的脚步响着。他的另外一个职责,是烧大水壶,水开的时候,大水壶上的哨声就强劲地响起来,响遍整个校园。我所在的广播电视局,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甚至二十一世纪,门房里还有一只这样的大茶壶在烧开水,我不知道领导为啥不安装一只“哨儿”,开水沸腾的时候,迷人的哨音回荡在现代传媒的院子里,该多么令人回味啊。

  如果外面有敲锣声响起,一般就是吹糖人的来了,颤颤悠悠地挑着一副挑子,一头的盆里是糖稀,盆的下面大约有一只小火炉;另一头是各种原材料和小工具。这种行当对于孩子们来说相当勾魂摄魄。糖人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用牙膏皮换。那时候的牙膏皮是铅的,软软的,卷起来,攒起来,换糖人。孩子们围着吹糖人的担子,都抻着脖子,都瞪着眼睛。“吹糖人的”一会儿吹个耗子,一会儿吹个公鸡,还有什么记不得了,但是肚子都非常大,圆鼓鼓的,半透明。

  有一种行当,全凭吆喝:焗—锅—焗—缸,把四个字抻开了,结尾要拉一个长音儿。谁家的锅呀盆儿呀坏了,就来焗。那时候,很多家庭还没有完全使用搪瓷盆,铝盆似乎刚刚出现,塑料盆还没见真容。大部分是那种陶土烧制的所谓泥盆,被焗锅焗缸的,一般都是这种盆或者水缸。用来焗锅焗缸的是一种叫做“巴锔子”的金属材料。打“巴锔子”之前,要用一个手摇钻来钻眼儿,两个木杆子,一团乱绳子,双手一拉一拽,其中一根杆子就悠悠地转,安在下边的钻头就吱吱啦啦地钻出一个小孔儿,非常神奇。打上巴锔子之后,要抹上洋灰或者腻子。这种手工艺对孩子们的诱惑极大,孩子们把它引进了游戏,两个孩子交叉着拉着手,来回拉扯,口中振振有词:焗盆儿焗碗锔大缸。


  清脆的打板儿声响起,那是抽贴算卦的来了。现在抽贴算卦的执业人,被我概念化成一个细长脖子戴着金丝眼镜的瘦老头儿。这是一种非常神奇迷人的行当,被请到家里以后,算卦的一般在一个竹筒里放上竹签,摇晃一番,然后让被算卦的人来抽,竹签上写着卦辞。还有的带着一只黄雀儿,叫黄雀儿抽贴。在一种简单的仪式过后,黄雀儿会从笼子里跳出来,从一沓纸牌里叼出一张,上面的卦辞就写着该人的运程。

  脆脆的金属“嗡嗡”声,叫做“唤头”,那是剃头的来了。剃头匠自带脸盆,小火炉,能烧水,洗头刮脸。剃头一般在外边,也有请到家里的。


  新抚电影院门前,有一个小空场儿,当然也可以叫做广场,不过它确实太小了,小到配不上“广场”这个称呼。这个小空场儿,除了看电影入场前和“撒场”后的集结和疏散作用外,还有就是给各种卖艺的提供平台。这里有耍猴儿的,拉洋片的,卖大力丸的,拉胡儿卖唱的。我在这里亲眼看见一个江湖牙医,唾沫四溅地忽悠了一番以后,有一个大叔大概实在被牙疼折磨得忍无可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战战兢兢地出列,被江湖牙医用老虎钳子夹着牙,拽得跟着跑,眼泪横飞,哀嚎连连。


  十一道街市场,那时候叫“七丁目”市场,两排低矮的平房,有三间小饭馆儿。我常常在窗外“卖单儿”。烙馅饼,软软的白面,装上肉馅儿,被一双灵巧的手团吧团吧,“呱唧”一声摔在油汪汪的案板上,按几下,就是一个馅饼,放进大大的平锅里,满锅馅饼滋滋啦啦在热油里煎熬。我跟我爸吃过这种馅饼,五分钱一个,不要粮票,薄皮大馅儿,一兜肉,一咬直冒油,喷香。这种馅饼实际上只是在1960年之前极其短暂地出现过,熬过自然灾害,饭馆子便再没有这种馅饼。


  葛布桥南头,有一间钉马掌的作坊,我经常站在那里看钉马掌,心里可怜着那些当牛做马的生灵。那时候马车牛车和驴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我一个同学他爸,就在运输联社,赶毛驴车,就是后来的运输服务公司。抚顺市运输公司,是汽车运输,解放牌和嘎斯69;运输服务公司简称“运服”,生产工具就是畜力车和人力车,生产力就是畜力和人力。63年以后学雷锋,我经常和同学在葛布桥南头大坡等待汗流浃背的人力车夫,然后帮他们推车上桥。七十年代往后,畜和人的苦力都渐渐被机械化拯救出来。

  市场里有两间小人书铺,是我心灵栖息的芳草地。大约从五六岁开始一直到闹“文革”,我常常沉溺在这里,遨游在古今中外的神奇故事中,干涸的心田得以滋润涵养。两间小人书铺的老板,一个姓张,一个姓项,所以被叫做“老张家小人书铺”和“老项家小人书铺”,老张头儿清瘦,老项头儿肥胖,都不苟言笑地坐在门口放书收书,高高的书架子,至今都记忆犹新,连冬天地当间那个火炉子烤着棉袄棉裤散发的气味,似乎都可以闻到。


  还有,七丁目市场头儿刻戳儿的小作坊里,刻字师傅用又细又尖的小毛笔写反字,夜幕降临石油一厂天桥北头到电影园子,小摊贩白亮的“嘎斯灯”连成一片,二丁目木器加工厂旋木头,西三街美术社画玻璃画的,都令我心驰神往……“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些属于另一个时代的生活场景,终竟是远去了,不可复制了。(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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