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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抚顺地方法院和抚顺监狱

我要评论 来源:抚顺新闻网 2018/11/27 11:02:58  编辑:李丹  
[导读]:抚顺地方法院,是日伪法西斯政权的反动统治工具,也是残酷镇压抚顺人民的执法机关。抚顺地方法院,统治抚顺人民整整14年,它活象一口吞噬生命的恶虎凶狼,在漫长的日伪统治期间,难以数计的中国同胞和爱国志士,葬身于它的虎口之中。

  一、抚顺地方法院

  抚顺地方法院,是日伪法西斯政权的反动统治工具,也是残酷镇压抚顺人民的执法机关。抚顺地方法院,统治抚顺人民整整14年,它活象一口吞噬生命的恶虎凶狼,在漫长的日伪统治期间,难以数计的中国同胞和爱国志士,葬身于它的虎口之中。

  抚顺地方法院是从1929年正式建立起来的,首任院长为陈继祖。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陈继祖工作调动,接任院长为孙振魁。

  抚顺地方法院,当时位于千金寨(今西露天矿大坑中心)的新市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成立了伪满州帝国。由于抚順炭矿采煤计划安排,千金寨一带即改成为西露天掘,即所谓的“大揭盖”。千金寨的新市街一带必须迁移到发电所(现抚顺发电厂)以西地区,在第一批房屋动迁时,抚顺地方法院便迁至抚顺市区中心新站(抚顺南站)地区的西十条通,杨柏河东岸路南。从这时起,直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做为日伪反动统治政权的国家机器之一的抚顺地方法院,就一直设在这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原中华民国的抚顺地方法院,不但没有被日伪解散,反而被保留了下来,并且保持了原有的编制。原抚顺地方法院全体官职人员,均被暂时留用。既不调走,也不免职,原任职务一律不动,只是附加“暂代”二字或“代理”二字。如:

  抚顺地方法院院长:由孙振魁代理。
  抚顺地方法院推事:由张树犹、黄大熙代理。
  抚顺地方法院候补推事:由丁羽丰代理。
  抚顺地方法院书记官长:由富世霖代理。
  抚顺地方法院书记官:由王振汉、董玉田代理。

  从日伪统治时期开始,抚顺地方法院的原有司法人员,虽一律暂时留用了,但事实上,日伪当局却一直在努力培养新的司法奴才。他们成立了法律系的大专学校,造就了一批年青的“满系”司法人员。同时从日本国内,抽调和征集了一批有利于推行和配合实施各种法西斯政策的日本“少壮派”,充实了各级司法部门。同日伪政权的其它部门一样,虽然是二把手,即所谓“次长”一类的职务是副职,但真正掌权说了算的却正是这种人。当时伪满各地司法机关中直接决定生杀大权的,也正是这样一些日本人。

  伪满大同3年,改年号为康德元年,即1934年,日伪抚顺地方法院的司法人员,进行了一次彻底大淸理、大整顿、大换班。从前留用的,曾在中华民国时期任职的“旧官员”一律给以免职。正式任命了一批被日伪当局确认为合格的新的司法官员。大改组后的抚顺地方法院的班底是这样:

  院长:许育理
  庭长:沈德兰
  推事:曾传裘、王钟庚
  候补推事:李树荣、李恒钦
  书记官长:邓伟韬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5年,即1936年(康德3年)1月4日,伪满洲帝国政府正式颁布了《法院组织法》。同年7月1日起实行。按《满洲帝国法院组织法》之规定,全满洲国分设四级法院,即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及区法院。抚顺地方法院直到这时才算正式成立。40年代初,即1940年(康德7年),抚顺地方法院又设立了下属分院和分庭,即兴京(新宾)分庭、抚顺区法院、清原区法院及兴京法院。

  从1934年(大同3年改年号为康徳元年)到1945年(康徳12年),总共11年的时间里,抚顺地方法院已完全成为日伪法西斯政权的反动统治工具。现将历届日伪任命的院长及次长名单列下:

  1936年(康德3年)
  院长:郭鼎周(满系)
  次长:渡边太敏(日系)
  1937年(康徳4年)
  院长,郭鼐周(满系)
  次长:渡边太敏(日系)
  1938年(康德5年)
  院长:郭敏珍(满系)
  次长,关隆三(日系)
  1939年(康徳6年)
  院长:郭敏珍(满系)
  次长:关隆三(日系)
  1940年(康德7年)
  院长:宋树元(满系)
  次长:空缺
  1941年(康德8年)
  院长:杨洁民(满系)
  次长,栗木义之助(日系)
  1942年至1945年
  院长,王永兴(满系)
  次长:栗木义之助(日系)

  1937年(康德4年),伪满洲帝国的法令议会,以中华民国所颁布的《刑法》为蓝本,又根据伪满洲国的所谓“国情”制定并颁布了满洲帝国《刑法》。

  伪满洲国刑事审判重点,其矛头所指的主要审判对象:乃为“反国家之思想行动”的人,亦即组织参加反满抗日活动之人。早在《刑法》颁布以前,1932年(大同元年),日伪当局最先颁布的法令是《暂行惩治叛徒法》。按该法规定:“凡意图紊乱国宪及危害和衰弱国家存立之基础,而组织结社者,首犯处死刑;其他指挥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参与谋议或加入结社者,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用以镇压中国人民,屠杀我爱国同胞和革命志士,以巩固和加强日伪法西斯政权,为妄图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的侵略政策和霸权野心服务。

  根据《暂行惩治叛徒法》这一反动法令,伪满奉天省高等法院,仅从1933年(大同2年)到1935年(康德2年),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以“叛徒”(反满抗日)之罪名,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重刑者,有124名之多,与此同时,日伪司法部门,又以所谓“盗匪”之罪名,判刑5570人。而所谓“盗匪”者,实际上很多是爱国抗日的仁人志士,而其中的绝大多数被判为“盗”或“匪”者,又多半是抚顺、新宾、清原三县的抗日自卫军和杨靖宇将军领导的各部抗日联军将士。

  另外,据伪满奉天省警务部门的统计,自1936年(康徳3年)至1942年(康德9年)的6年时间里,全省警务部门共检举(即起诉)各种刑事案件84509件,其中,“盜匪”罪4444件。又据《奉天政史》记载:从1932年(大同元年)至1940年(康德7年),在8年的时间里,日伪军讨伐抗日武装游击队共2.86万多次,杀我抗日人员1.1万多人。

  1937年(康徳4年),伪满洲帝国政府颁布了《刑事讼诉法》。

  由于伪满洲国政府刑事、司法的重点是惩治所谓“反国家之思想行动”的人,所以于1938年(康徳5年)5月,在全满各省高等法院增设治安庭,将“内乱罪”、“背叛罪”、“危害国交罪”、“军机保护法中之重罪”和“《暂行惩治叛徒法》之罪”等五类案件均划归高等法院为一审。1941年(康徳8年)8月25日,伪满洲国政府司法部公布了《治安庭审理治安案件的特别程序》,这一“特别程序”规定,一经所谓《判决》,被告则无任何上诉或申辩的权力。《特别程序》规定,对上述五类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制,即一经审判,即为终审,不给当事人以上诉权,不给被告人以申辩权。

  1941年12月27日,日伪又公布了《治安维持法》。该法规定:“为了加强治安,司法、检察机关与军警系联合行动,审判官、检察官伴随军警讨伐活动,身临现场,就地裁判。”这是日本法西斯杀人手段的新的升级,所谓“就地裁判”,无非是就地杀人“正法”。

  日伪抚顺地方法院所受理的一审案件,都是由抚顺地方检察厅所指派检察官,代表伪满州国政府,向所谓的“被告人”提出公诉,而抚顺地方检察厅所提出公诉材料的依据,就是根据特务、司法人员的非刑拷问,抽筋扒皮式酷刑行讯下的所谓“口供”。当时许多被告者,能经受其酷刑而不死、得以进法院接受“审判”者,也是寥寥无几的。多数人死在黑“官司”的非人刑讯之中。因此,当时曾经流传着这样四句民谣:

  警察(厅)宪兵(队)阎王殿,扒皮抽筋家常饭,九死一生难保命,百里挑一进法院。

  抚顺地方法院,在日伪统治下的14年里,前7年的案件审判,既无法律凭据,又无法律根据。直到1937年(康德4年),伪满洲帝国政府颁布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维持法》之后,所谓“内乱罪”、“背叛罪”、“危害国交罪”、“军机保护法中的重罪”、“《惩治叛徒法》之罪”等有关五条罪状,能执行这一审判权的,也只有奉天省高等法院,而抚顺地方法院则是无权提出审讯和公诉的。

  根据《治安庭审理治安案件的特别程序》,奉天省高等法院所实行的一次终审判决,其用心显然是依法剥夺当事人(被告者)的上诉权利。不问有无冤情,不问青红皂白,更不管是否屈打成招,杀剐存留,全凭高等法院一句话,一审定案。由此可见,在日伪统治时期,所谓执法机关的法院,就是这样的无法无天,公然地执行法西斯式的暴行手段,强行裁决,强行审判。在这种法西斯高压手段下,失去祖国庇护的东北同胞,无异于任人宰割的羔羊。不知有多少人死于这种黑暗的所谓“审判”之中。

  二、日伪抚顺监狱

  抚顺监狱,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设立,距今已有56年的历史。监狱设置之初,地址设在千金寨新市街。按全省各地监狱的号数排列顺序,抚顺监狱排为第15号,所以抚顺监狱,又称为“15号监狱”。那时,在监狱大门之上,只挂一个小方块牌子,上写“15号”3个字,而并不挂什么“抚顺监狱”的牌匾。抚顺监狱设在千金寨新市街时,规模并不大,只能收容几百名所谓犯人。不仅监狱的占地面积很小,而且也没有让犯人劳动的工厂辅助设施。收监的犯人们,无非多是赌博犯、斗殴犯、吸毒犯、盗窃犯等,1937年(康德4年)以前,抚顺地方法院根本无权审理政治案件,无论是所谓“盗匪”案,还是“政治犯”、“思想犯”等案件,都必须经奉天省高等法院审判,并且是一审判决。

1936年,日军修建的专门关押反满抗日爱国人士的抚顺监狱。现为抚顺战犯管理所陈列馆。

  抚顺15号监狱,在千金寨未搬迁之前,监狱四周的高墙之内,只有9排平房。在关押犯人的牢房之中,担任杂务劳役犯人,每天都要带着脚镣,推或拉着木箱式的人力车,去千金寨市街内、杨柏桥、大官桥等地拉“路倒”(“路倒”就是无依无靠,无法生活而冻死、饿死在街头的一些穷苦人们)。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千金寨新市街因西露天矿加大剥离而逐渐缩小,抚顺监狱地址日益接近西露天掘大坑的北沿。所以抚顺监狱的搬迁问题,已成为燃眉之急。1937年(康徳4年)11月,伪满洲帝国政府颁布了《监狱法》,同年以司法部大臣张焕相(抚顺县新立屯人)、次长及川徳助(日本人)名义,又頒布了《司法制度》(《满洲国现势》,康德5年版)。在此情况下,早于1935年开始兴建的抚顺监狱,于1937年(康徳4年)已竣工交付使用。于是,抚顺监狱遂由千金寨新市街,迁往浑河北岸的高尔山下。

  以1939年(康德6年)6月计算,奉天省全省各地监狱,总计收监服刑犯人约3.1万多人。抚顺15号监狱搬迁之初,收监服刑犯人有1000人左右。监狱警察等管理人员只有100余人。监狱长为金成龙(满系营盘人);副监狱长为谷川英一(日本人)。抚顺监狱收监服刑犯人最多时,曾高达3000余人。

  抚顺解放当时,新调至抚顺监狱工作的张XX(现已提升为领导干部)曾回忆说:“刚转到抚顺监狱工作时,仍觉得有一种阴森恐怖之感。尤其看到刑场上的绞刑架,更令人毛骨怵然,绞刑架的两侧,立有两根绞架木桩,中间有一付绳索。把绳索套在犯人的脖颈之上,两头使劲,紧拉绳索,逐渐绞紧。日伪时期,对犯人用绞刑时,并不是一次拉紧绞死,而是绞到犯人即将室息昏死时,再用冷水喷醒过来。这样,绞昏了再喷水,醒过来再重绞。如此几个反复之后,把犯人活活折腾死。最后,在日本人的监督下,狱警再向犯人腹部猛踢一脚,犯人才能痛苦地最终死去。”他又回忆说:“监狱真是人间的活地狱。在监狱的地下室里,设有电刑,把犯人绑在水浴缸中,往水中通上电流,让你死不得死,活不得活,残酷得让你活遭罪。”

  凡关押在抚顺监狱的犯人,只要脑袋还硬,可以起立走者,不问病残如何,是否身患重疾,必须天天到监狱工厂服劳役,稍有不服管教,或有越狱逃跑可能的人,轻者关独居禁闭,重者施以暴力惩罚。据日伪抚顺监狱的工作人员巴思秀回忆说:“伪满时期曾在抚顺监狱关押过的犯人,如石翔振(左鉴)、贾富英等人是知识分子,还有张力久(张贵恒)是领头的,抚顺城南关的佟聋子(佟宝功)等,这些人都已被杀掉了,石翔振、贾富英被判处有期徒刑,关押于抚順监狱。张力久、佟宝功烈士,曾于1937年11月,被日伪当局枪杀于沈阳小河沿。”

  抚顺15号监狱,自1937年(康德4年)以后,收押服刑犯人日益增多,尤其是从1944年(康德11年)到1945年(康徳12年),日伪政权即将最终崩溃前夕,收监服刑犯人最多时,曾关押过3000余人(包括分监在内)。由于监狱工厂的劳动强度太大,劳动时间过长,饮食营养很差,犯人的体力消耗过度,加以缺医少药,根本谈不到保健医疗,因而造成疾病死亡的犯人,日益增多。


  附录

战犯伪满抚顺监狱(即战犯管理所原址)典狱长大村忍

  日本战犯大村忍的亲口供词:

  问:“现在把你在抚顺监狱任职中的罪行谈一谈吧?

  答:“我是1945年6月,转任到抚顺监狱的,这里关押的人都是‘窃盗’、‘强盗’、‘杀人犯’,还有‘政治犯’,共有800人左右。在这里有一个人想逃跑,我曾打过他,并加了手铐,关了单房。在我任职的一个半月中,因病死去的有六七个人。死后,有的家属取去尸体,有的掩埋在后山下,不过埋的浅,被狗吃掉了。”大村忍继续在供词中称:“那时,西制油厂有一个支署(分监)也是归我管辖,古闲真平(日本人)任支署长。那里关押2000余人,在煤矿劳役。由于瓦斯多,营养不足,医疗设备很无正式大夫和病室,很多人死亡了……”

  大村忍任抚順监狱长仅仅几十天的时间,在日伪当局的残酷迫害下,关押在抚顺监狱里的“犯人”,就死去六七人之多。可以设想,抚顺在日伪法西斯反动政权长达14年之久的铁蹄蹂躏下,将会有多少人被摧残折磨死去! (方觉  姚云鹏)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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