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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好山好水好地方》之浑河养育的土地(佟达)

我要评论 来源:抚顺新闻网 2018/10/29 10:05:51  作者:佟达 编辑:李丹  
[导读]:经过多年轮番上演的对高句丽的袭扰作战,高句丽政权疲于奔命,经济萧条,人心离散,趋向衰败。667年唐朝对高句丽发起了战略总攻。

  经过多年轮番上演的对高句丽的袭扰作战,高句丽政权疲于奔命,经济萧条,人心离散,趋向衰败。667年唐朝对高句丽发起了战略总攻。

  引发此战的原因是那位把高句丽王当做傀儡的宰相泉盖苏文死了,临死遗命他的长子泉男生接任他的职务,这个宰相其实相当于皇帝。但泉盖苏文篡夺最高权力的秉性被他的子女遗传下来,他的次子泉男建和三子泉男产发动政变,追杀长兄泉男生。泉男生带领他的部众军马逃过鸭绿江左岸躲在吉林集安的丸都山城固守而岌岌可危。

      泉男生派出自己的儿子潜行到长安向唐朝求救,要求唐朝紧急出兵救他于水火。于是唐朝派出救援军,任命李勣 (徐茂公)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救援军总司令)”,同时唐朝还给了李勣第二个任命,这个任命叫做“辽东安抚大使”,显然这第二个任命的职务就是为了安抚解救泉男生和他的部众的。

  这次总攻的关键之战就是从高尔山新城打开高句丽的西北门户,从西北方向撕开高句丽的防线。此战的最终结果就是在第二年灭亡了高句丽政权。可见,在唐朝的谋划中,高尔山新城是此次战役的焦点战场。我们这样说的依据就是李勣在战役发起之前对唐军将领的战前部署,他说:“新城,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若不先图,余城未易可下”。

      这段话见《旧唐书·东夷·高丽传》,李勣指出,高尔山新城是高句丽西部边境最重要的城,是此次战役的要害所在。如果不能攻破新城,这次战役就无法进行下去。因此,攻破高尔山新城这时候就成了唐朝实现整个战役目标的关键之战。

  然而,新城易守难攻,从历史记载上还没有找到曾经被攻破的记录。上面所述李勣的战前部署是在667年的二月。从二月到九月,唐军围城达七八个月,围城期间,唐军实施轮番攻击日夜骚扰,使城里不得安宁,从而瓦解守城军兵的意志而发生内乱。果然,堡垒被从内部攻破。“城中窘迫,数有降者”。到了九月,高尔山城终于撑不住了,一个叫做师父仇的聚众将守城的最高军官捆绑起来,开门投降。史书没有把这位命运悲摧的最高军官的名字记录下来,倒是把新城高句丽叛将的名字言之凿凿的记录于史册!

  新城既克,高句丽的西北边境便门户大开。唐军在打开门户之后便分作进攻和后卫两个重兵集团,担任向高句丽纵深的腹心区域突击的进攻兵团在唐军“总司令”李勣的率领下从新城出发沿着浑河、苏子河、富尔江、新开河连破南苏城、木底城、苍岩城,救下泉男生,然后跨过鸭绿江直攻平壤,史书的记载是李勣 (徐茂公)连下一十六城。

      后卫兵团在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副总司令)契苾何力的带领下为唐军守住后路,防止被高句丽反扑而包抄后路,同时为实现战役的目的还必须清除新城两翼即辽河沿线高句丽诸多城堡,以保证整个战役没有后顾之忧。

  在这个后卫兵团中,有高侃、庞同善、李谨行和薛仁贵等将领,这4位将领都是唐朝三品的高级将领,都相当于现代的中将或少将。例如,薛仁贵的具体头衔为左武卫将军,李谨行为左监门将军,高侃为营州都督,庞同善为左金吾卫将军。而“副总司令”契苾何力则是右骁卫大将军。

  这个后卫兵团驻守抚顺。在李勣的进攻兵团向高句丽腹地东进以后,高句丽从南北两翼偷袭高尔山新城。高侃、庞同善被打败,敌军攻到城下,担任后卫驻守城中的薛仁贵奋勇出击,击破来敌。高句丽的军队向位于铁岭的金山城溃退,薛仁贵率部追击乘势拿下金山城,然后又连续作战,仅以两千人就敢一鼓作气进攻有一万人守城的扶余城,居然不可思议的一举拿下扶余城。

      破夜袭、下金山、克扶余,只率领两千人马的薛仁贵三战三捷,致使高句丽在辽东的残敌无不震骇,薛仁贵所到之处,高句丽四十余城皆打开城门不战而投降。此刻的薛仁贵好像不是作战的将军,而是专职的接收大员!薛仁贵从抚顺高尔山开始而一战成名。

  高尔山上一座将军峰,将军峰也是整个高尔山新城的制高点,是新城最高的地方。大凡高句丽的山城,都有一个观察位置最好,可以纵览整个山城内外情况的高台作为将台。将军峰其实就是这样的将台。金山城在铁岭,现在高尔山城的东城就有抚顺到铁岭的公路从南门穿过北门(北大岭)。

      高句丽金山之敌夜袭新城的来犯方向正是北大岭外。也许就在这个新城被袭之夜,薛仁贵就是在将军峰上观敌瞭阵,目睹了高侃、庞同善的兵败才奋勇出城,击破夜袭之敌。关于将军峰的来历以及缘由于哪位将军而得名将军峰,已经没有史料能够说明,我们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

  这是一幅拍摄于清朝末年高尔山城北门的图片,北门的位置就在北大岭上,即抚顺到铁岭的公路从城里拐弯出来的豁口地带。图片中的将军峰巍然屹立。

  如果将来有可能的话,就把到铁岭的这条公路废弃吧,我们再也不能让我们宝贵的历史圣地沦为车轮碾压的大马路了!

  后卫兵团在完成清扫辽东残敌的任务以后,唐军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后卫兵团跟进,渡过鸭绿江与李勣在平壤城下会和。

  其实整个消灭高句丽的战役行动是从南北两个方向展开的。北面由唐军从高尔山城撕开口子跨过鸭绿江南进,而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国按照唐朝的要求配合唐军的渡海部队从半岛南部向北进攻,取得蛇川之战的胜利。这样,经过唐军的高尔山之战和新罗的蛇川之战,一北一南,实现了战役上的北南夹击。在唐军和半岛南部新罗国的联合打击下,终于合围平壤,高句丽的末代王宝藏王向李勣投降。

  战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在二圣临朝的朝堂上,对薛仁贵赞赏有加。战后,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任命薛仁贵为首任长官,军衔从正三品晋级从二品,职务名称为检校安东大都护。这个大都护相当于现在的“沈阳部队司令员”,军衔也相当于上将了。安东大都护负责整个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安全与防务。

  高尔山新城出土了守军骑兵的铁马蹬,还有一把蛇形矛。对于蛇形矛我们该不会陌生,《三国演义》里的蜀国猛将张飞,手执一支丈八蛇矛,纵横沙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那弯曲如蛇的矛头正如张飞的烈火性格一样飞扬着呼呼的火苗,令人感到气息逼人不可阻挡!然而,在高尔山竟然也出土了蛇矛,是否为丈八蛇矛已经没法知道了,因为千年的漫长,已经把蛇矛的木柄烂掉了,因此其长度是否达到丈八无法获知了!

      那些红色的灰色的绳纹大板瓦个头不小,他们是城中庙宇和高级官员、将领的建筑物上使用的,一般的民房或兵营大多为茅草屋顶。巨大的陶瓮体高接近1米,是城中守军储备军粮的器皿。铠甲上小小的穿孔铁甲片散落在城内许多地方,无言的述说那个铁血的年代。

  尽管马镫已经不再驰骋而进入了历史的展柜,虽然蛇矛已经不再锋利失去了丈八的风采。但是千年以后,我们面对它们,仍然可以感受到高尔山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撕心裂肺与惊心动魄。

  然而,我们应该了解,在浑河之北,高尔山前,曾经有一连串的名字熠熠生辉(文中的职级均为来到高尔山作战期间的身份,至于他们中有的以后有了更高的位置,这里不再表述):

  前燕皇帝慕容皝
  前燕建威将军慕容翰
  后燕皇帝慕容盛
  后燕骠骑大将军慕容熙
  隋朝大将军光禄大夫王仁恭
  营州都督(唐高祖外重孙)张俭 正三品
  江夏王(唐高祖族侄儿)李道宗
  英国公 左仆射(宰相) 司空 太子詹事 (负责唐高宗李治在太子时期的事物)李勣正一品。位列供奉唐朝24功臣的凌烟阁功臣之一,死后享有陪葬昭陵(唐太宗的陵墓)的殊荣。
  右屯卫大将军郑仁泰 正三品。死后享有陪葬昭陵(唐太宗的陵墓) 的殊荣。右武卫将军孙贰朗 从三品
  松漠都督 左监门大将军李窟哥 正三品
  营州都督 右骁卫大将军程明振 从二品
  左武卫中郎将苏定方 正四品
  营州都督高侃 从二品
  左金吾卫将军庞同善 从三品
  左监门将军李谨行 从三品。死后享有陪葬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乾陵的殊荣。
  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 从二品。死后享有陪葬昭陵(唐太宗的陵墓)的殊荣。
  折冲都尉曹三良 正五品
  左武卫将军薛仁贵 从三品

  这里,出于薛仁贵之于抚顺的特殊缘由,也因为薛仁贵在抚顺一战成名而为抚顺人民特别的喜爱,我们对他特例加以说明。658年薛仁贵第一次来到抚顺作战,职务为正四品的右领军中郎将,当年44岁。薛仁贵第二次来到抚顺高尔山作战的667年已经是52岁了,此时他的官职是从三品的左武卫将军,667年高尔山战后立即以军功晋升正三品的右威卫大将军。668年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薛仁贵担任安东都护府最高长官,官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又晋升到从二品。唐朝曾经设立了四个都护府,担任都护府最高长官的都是从二品的官员。四个都护府的先后设立,有海内一统安定四方的寓意。

  640年 设立安西都护府 治地新疆吐鲁番
  668年 设立安东都护府 治地朝鲜平壤
  669年 设立安北都护府 治地蒙古哈尔和林
  679年 设立安南都护府 治地越南河内

  在薛仁贵的故乡山西省河津市如今建立了薛仁贵的祭拜广场,广场正北方是薛仁贵塑像,胯下的白玉驹为唐高宗御赐,手中的方天画戟,相传有240斤重,腋下挎着朝天弓、穿云箭,一派英雄气概。薛仁贵雕塑面朝正东,展示着他东征高句丽的形象。

  这尊薛仁贵的雕塑面向东方,说明薛仁贵的故乡对薛仁贵最认可的就是他征东的传奇经历,其实薛仁贵还有征西的许多业绩。而薛仁贵征东的关键之地,就在高尔山的新城!薛仁贵在山西河津向东眺望的正是我们抚顺—— —这是他曾经征东战绩辉煌的地方。那么,今天的我们,就别让薛仁贵总是向东眺望累的脖子都酸了,就让他回到抚顺的高尔山城吧,这是他生前征东战斗过的地方! 《隋唐演义》 里薛礼征东的传奇是从这片在水一方的高尔山新城开始的。

  数百年间,高尔山城战鼓烽烟吹角连营不曾停歇,那些金戈铁马呼号惨叫只有等待将来有一座寺庙与两座高塔出现的时候才会安歇下来。

  散去了战火硝烟,远去了鼓角争鸣。高尔山历经了长期的战火,当年鹿鸣呦呦的一脉青山经过战火已然不在,自然也就难寻鹿踪。草生草长,时代更迭。历史上的一脉青山在苍翠与荒秃的轮回中不知经历了几回死而复生。

  从日俄战争之前沙俄修建铁路到日本人疯狂盗窃、砍伐林木和毁林烧炭,使得抚顺的森林资源在近代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见抚顺七千年网站赵广庆《抚顺近代山林的衰落》),因此出现了从沙俄到小日本侵占抚顺时期,高尔山乃至抚顺的许多地方原来森林茂密而后来几乎草木不生,呈现光秃秃的凄凉景象,这大概就是赵广庆先生揭示的原因。

      然而在四五百年前的明代抚顺城时期,这一脉青山上也包括高尔山的新城,已经被茂密的槐树林覆盖,又一代林木成长起来。当年许多路过此地的女真人目睹满山槐树,就用满语把这里叫做“高尔”, “高尔”是满语,意为槐树,意思就是长满槐树的地方。

  至于抚顺城当时的汉人把这座山叫做什么,就没有谁知道了。又过了两三百年,晚清的碑记与诗歌记录为“北山”。那些当年的槐树也可能等不到几百年以后小日本来砍杀就寂灭轮回了,也可能就是小日本把茂密的槐树林砍光了,谁知道呢?既然我们现代人不能证明建州女真人当年路过此地是否看到过槐树,那么,就不能说把高尔山一名按照满语发音解释为长满槐树的山有何不对,起码可以作为一种探讨而立此存照。

      百家都可以争鸣,为什么就不能允许不同的认识存在呢?所以不能像一位抚顺学者那样,仅仅依据小日本侵占时期高尔山是一座秃山的状况,就去推测从前这里根本没有过树林包括槐树林。

  这位抚顺学者一方面从日本侵略时期高尔山是一座秃山的老照片来否定高尔山没有树木(上面赵广庆先生的文章已经揭示了造成高尔山没有树木的状况是日本人的破坏性盗伐)进而否定高尔山一名是槐树的含义,另一方面又依据目前山上的槐树林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栽种的,就来否定几百年前高尔山根本没有过槐树,因此四五百年前建州女真人路过此地根本不可能看到过槐树,也因此高尔山的含义是槐树被他非常武断的加以否定。

      很明显如果把今天的槐树作为探究几百年前高尔山林木状况的参照系无疑是不靠谱的,在研究方法上属于南辕北辙。古人就不栽种槐树吗?树和人一样,都有一茬一茬生生死死的过程。拿现代的只有不到百年的高尔山槐树林去比对进而武断的否定四五百年前高尔山曾经存在过槐树林,然后否定高尔山是满语槐树的含义,在研究方法上不能算是科学的做法,因为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古代,也不能用现代的物事去推论古代。

  这位学者在《“高尔山”是满语“槐树”的意思吗?》一文中批评本人道:有的学者据此发挥了更丰富的想象力,把高尔山的得名时间上推到了建州女真进京朝贡时的十六世纪之前。他在自己的书中 (指笔者出版的 《高尔山》一书—— —佟达注)写道:“当年建州女真赴京朝贡或马市商旅从抚顺城路过引颈北顾之际,但见一脉山峦槐树笼阴,于是,他们便……把这座青山叫做‘高尔’,高尔山满语意为‘长满槐树的山’”。最后,这位学者断然得出结论:“说高尔山在清末或者更早以前,山上就长满了槐树,只能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推断”。

  否定高尔山的含义是满语槐树的这位学者说高尔山现在的槐树林不过是建国以后栽的,以此为据推论建国之前高尔山没有槐树林,这是对的。但如果依此为据再向前推论四五百年前同样没有槐树林,那就是没有任何的根据了。

  这位学者依据 《抚顺林业志》的记载,说“高尔山上的槐树林根本不是天然林,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种植的人工林。树种为‘刺槐’,当年人们称之为“洋槐”。“刺槐”原为美国树种,十七世纪时传入欧洲,清朝末年才从欧洲引进到我国。1900—— —1918年间首先在山东试种,而后才逐渐扩展到其他省份。抚顺就是在解放后引进并在高尔山上种植的。……我想:这一美景是解放前任何时代的人都看不到的。他们不可能用至少在几十年以后才在高尔山上出现的槐树来命名这座小山吧”。

  当然,高尔山上的刺槐是外国进口货—— —洋槐。假如我们依据中国古代的槐树种类,推论明朝末年高尔山上的槐树不是1900年前后进口的洋槐,而是中国早已有之的国槐呢?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吧!我们感觉像这样来推论比断然否定要好一些!并不是除了刺槐以外中国古代就没有其他的槐树了,用晚来的一种进口槐树来否定高尔山四五百年前曾经有过槐树而叫做“高尔”山,是没有说服力的。

  中国早有槐树,例如国槐这一树种又叫中华槐。三千年前中国就有了。据《周礼·秋官》记载,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见天子时,站在槐树下面。三公是指太师、太傅、太保,是周代三种最高官职的合称。后人因此用三槐比喻三公,成为三公宰辅官位的象征。后世一些人家在门前、院中栽植槐树就有祈望子孙位列三公之意,槐树因此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化树种。

  前不久就明代是否有槐树求教老友孙相适先生,他说他在明代的史料中看到过关于槐树的记载,有过这种印象。然后孙先生从明代《全辽志》中找到相关记载。据 《全辽志·卷四·方物·木类》中记载:“松、柏、槐、榆、桑、椿……”。《全辽志》的记载说明,在明朝的树木种类中有槐树,而不是非要等到1900年以后进口了刺槐抚顺城北才有槐树。

  槐树在明朝已经广为栽植,全国各地都有槐树,最为著名的是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由于当时河北省人口稀少,所以从人口较多的山西移民,外迁的移民在洪洞集结,留恋故土的移民们,多采集大槐树的种子,将它种植到新家。因此直到现在,在河南、河北、山东各地,这一民间歌谣仍然家喻户晓:“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崇祯皇帝在北京的景山上吊,吊死他的树就是一棵槐树。

  明朝时代槐树遍布中国,高尔山在努尔哈赤及其先辈路过明朝的边关抚顺城之际,看见满山槐树,便用满语(当时的女真语) “高尔”把这座山叫成了高尔山,还是一个合理的推测。相反,用当时中国还不可能出现的刺槐(又叫洋槐、白花槐、德国槐) 作为依据来否定高尔山是“长满槐树的山”,才是一个方法错误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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