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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边纪略》还原三百年前东北风情

我要评论 来源:辽宁省档案馆  2018/2/11 10:43:46  作者:张树纯  编辑:卢然  
[导读]:《柳边纪略》刊印之后,即有人研究引用,在清代,成为官员了解东北、学者研究东北的主要资料,直到今天,仍是人们了解明末清初东北情况最珍贵的史料。


  清康熙朝中期,杨宾撰写的《柳边纪略》刊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详细介绍东北的书。这部书是怎样写成的?杨宾又是何许人也?本文在这里向您介绍一二。

  清代以前的古籍少有东北记载
  东北地处边陲,由于地理原因,在中原文化已经很发达的时代,中原人与东北交流也很少,因此,在清以前各封建朝代,东北地区被视为未开化地区,东北少数民族被视为胡人、夷人。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中原政权与东北有了联系。至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即位后,招贤纳士,任用大将秦开拓土开疆到东北南部地区,建辽东等五郡,东北划入中华版图。从西汉司马迁编写《史记》开始,有了关于东北的记载,但也只是寥寥数语。如在《史记·匈奴传》中,只有“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剌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治所在今内蒙古宁城县黑城子古城---作者注,下同)、辽西(治所在今义县古城子沟)、辽东(治所襄平,今辽阳市)郡以拒胡”这样简单的记述。此后的各代史书,也只是对政权更迭、郡县设置、军事行动、官员选用、少数民族等作简单介绍。
  秦始皇灭燕统一中国后,虽然沿燕制仍在东北设置郡县,但将万里长城东部起点修在了燕山东麓、幽州北端临渤海的碣石,对于设在东北地区的郡县仍是另眼看待。到了宋代才有介绍东北舆地的著作出现,这就是洪皓的《松漠纪闻》,只有两卷。洪氏奉诏出使金国15年,在金期间撰写此书,归宋时书稿被扣,凭回忆重述,内容不准,“亦甚寥寥,不足比于郡县志”。
  明代,有了杨循吉编撰的《辽小史》、《金小史》,内容为辽、金国事,少有风土人情。清代统治者发迹于东北,努尔哈赤、皇太极早期活动记录主要反映在“满文老档”中。清初,虽有方拱乾编撰的《绝域纪略》,祁班孙编著的《东行风俗记》,也都过于简略。在康熙皇帝第二次东巡(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后,翰林院侍讲高士奇编撰《扈从东巡日录》,也只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随侍的见闻。

  在《柳边纪略》刊印前的两千多年时间里,由于没有详细介绍东北情况的著述和文献,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等各方面情况不为中原人所知,在他们眼里,东北始终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迷。

  《柳边纪略》全面介绍东北

  《柳边纪略》为清代学者杨宾撰写,共5卷,10余万字。杨宾曾两次出山海关至黑龙江宁古塔,书之内容全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内容涵盖了现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地理地貌、山川形势、边防设施、都市建筑、地方历史、衙署建置、官员兵额、风俗习惯、粮作种植、物产贡赋、民族信仰、语言文字等方方面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详细介绍东北的著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清代,有了《柳边纪略》,中原人才第一次看清了东北。这里仅举三例来看《柳边纪略》记述之全之细。


  关于柳条边。人出山海关,最先见到的景致就是柳条边。杨宾在书的开头先作介绍:“自古边塞种榆,故曰榆塞。今辽东皆插柳条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又曰条子边。条子边西自长城起,东至船厂止,北自威远堡门起,南至凤凰山止。”
  柳条边是清代为保护“龙兴之地”修筑的特殊设施。根据史书记载,清代柳条边又叫条子边,是用土堆成的宽、高各3尺的土堤,堤上每隔5尺插柳条3株,柳条粗4寸,高6尺,埋入土内2尺,外剩4尺。各柳条之间再用绳连结,也称之为“插柳结绳”,就像中原地区的竹篱笆。再在土堤的外侧,挖掘口宽8尺、底宽5尺、深8尺的边壕。史料记载,柳条边始筑于崇德三年(1638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基本完成(后来在部分地段有所扩展)。柳条边分为东、西、北三段。以开原附近的威远堡为交点,从东北向东南、西南方向延伸,呈人字形。东段西起威远堡向东南到海。修筑于崇德三年至顺治十八年(1638-1661年)。西段自威远堡向西南至山海关,修筑于顺治五年至十一年(1648-1654年)。这两段柳条边连接起来,环绕着辽河平原,全长1900多华里,被称为“老边”,因盛京在其内,也叫“盛京边墙”。柳条边北段,是自威远堡到吉林市北法特东亮子山止的一条单边,因其修筑于康熙九年至二十年(1670-1681年),而相对于“老边”被称为“新边”,全长约690华里。
  东北特产。东北有何区别于中原的特产?《柳边纪略》记述:“柳条边外山野江河产珠(色微青所谓东珠也,圆而粗者,天子诸王以之饰冠,价甚贵)。人参、貂、獭、猞猁、狲、雕、鹿、麅、鲟鳇鱼诸物,设官督丁,每岁以时采捕,俱有定所。定额核其多寡而赏罚之,或特遣大人监督,甚重其事。”

  对于东北三宝之一的人参,记述更为详细:“辽东人参,四月发芽,五月花,花白色,如韭花,丛大者若碗,小者若钟。六月结子,若小豆而连环,色正红,久之则黄而扁。初生一桠,四五年两桠,十年后三桠,年久者四桠。每桠五叶,叶若芙蓉,一茎直上。《扈从东巡日录》所谓百尺杵也,高者数尺,低者尺余。……关东人呼参为货,又曰根子。肉红而大者曰红根,半皮半肉者曰糙重,空皮曰泡。视泡之多寡定货之成色。己巳、庚午间足色者斤,十五两八九色者斤十二三两,六七色者斤九十两,对冲者六七两。泡三两,若一枝重两以上,则价倍;一枝重斤以上,价十倍;成人形,则无价矣。相传康熙二年得人形者,一枝重二十二两,献于朝,后绝不得。”对人参的形态、习性、重量、价值,以及挖参在过程、作法等,述之非常详细。

  人参作为药用和滋补身体所用,成为山中之宝。明朝末期,到长白山采集人参是女真人主要生活来源之一,每年采集到的人参十分可观,如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明朝一度停止与女真人的互市,两年中女真人就腐烂山参10余万斤,致使当年女真人生活无着落,饿死多人。后来女真人改革了人参加工的工艺,采用煮晒法代替了浸润法,使人参易于保存,可以待价出售,获得厚利。清初每年采集人参达5万余斤。清朝政权相对稳定之后,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但对于采参仍旧十分重视,因为它是一项重要的国库收入,也是向皇宫进贡的贡品。
  长白山脉虽然盛产人参,但也经不起几百年的采挖,采集的人参逐年减少,据有关专业人士统计,现在,每年采集的山参仅6公斤左右。400多年以后,通过《柳边纪略》的记述,人们还可以想象当年长白山人参规模及其采挖情景。
  关于档案。时代发展到现在,提起“档案”一词,没有多少人不知道。社会档案意识在不断提高,人们不仅重视文书档案、人事档案,家庭档案也开始流行,把自己生活中有保存价值又有纪念意义的文书、照片、证书、凭证等进行收集整理,装订成册,加以保存。可是在清代以前,并没有“档案”一词,直到康熙初年才出现“档案”一词,其为何物,只限宫廷。
  又是杨宾在《柳边纪略》中第一次对“档案”作出解释:“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犹之中土文字,汉以前载在竹简,故曰简;以韦编贯,故曰编。今之人既书于纸为卷、为部,而犹呼之为编、为简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历史上柳条边外官府的文书多数都写在木片上,往来传递称为牌子,是因为削木片为牌的缘故。保存贮藏年代久远的就叫档案,也叫档子,是因为积累多了,就用皮条穿起来好像档子。然而,现在官府文书是写在纸上的,但也称之为牌子、档子,就好像中原的文书,汉以前是刻在竹简上,因此叫简;用绳穿起来又叫编,现在人们既然将文书写在纸上,为卷、为部,而还称之其为编、为简,是一个道理。把什么是“档案”,为什么叫“档案”,说得一清二楚。
  有了杨宾的解释,人们才了解档案,一定意义上说,现在人们重视档案,也是杨宾对档案事业的贡献。
  杨宾探父两下关东
  杨宾,字可师,号耕夫,别号大瓢山人,又号小铁,浙江山阴人,生于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十四日。
  杨宾何以与关东结情?他在《柳边纪略》自序中说因“先子坐张魏之狱徙于此”。所谓“魏张之狱”就是发生在康熙元年(1662年)的“通海案”。清初,浙江反清势力代表魏耕、杨越等联合郑成功、张煌言率部攻入长江下游,给清廷以重创,被定为“逆案”,魏耕等十数人被杀,杨宾的父亲杨越等100多人流放宁古塔。
  父亲被流放时杨宾只有十三岁,弟弟杨宝仅五岁,两个妹妹也很小,他只好携带弟妹投奔叔父,二十一岁复归山阴。由于其父有“毋令宾为八股以应举”之命,杨宾遵父训终生不应举,不做清朝官。

  父母被流放,使杨宾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寄人篱下日子难过。及长,全家的生活及照顾祖母的重担又落在他的身上。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父母:“父兮母兮万里外,伶仃困苦将谁赖?泣血修成几行书,兵戈满地无人带。孤魂夜夜松山行,省觐艰难空老大。呜呼二歌歌已衰,寒村萧飒悲风来。”诗的字里行间都体现了他思念父母之情。开始,给父亲捎信,想亲自去宁古塔,其父捎信告他:“我子肩我任而事我母,更十倍于事我!”杨宾不能亲往,只得叫弟弟杨宝先去。杨宝在宁古塔住了一年,回来后描述了父母的情况,杨宾才稍稍放宽心。

  直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杨宾才获准出关探望父母,这已是父亲流放28年后的事了。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四笔》中记载了杨宾获准出关的艰难过程:“康熙二十八年春,康熙皇帝南巡至苏州,有绍兴人士杨宾及其弟杨宝,以父得罪徙宁古塔久,泣血奔叩行在,愿身率妻子代父戍。上驻辇问之,以其罪名重,非旧制,不允。又沿御舟行数百里,呼号窜突骑从间,人马蹂践,卫士执鞭箠雨下,杨宾兄弟强词与抗,几毙,终不得达。见者皆感泣,称为孝子。越二十八年,始得往视之。”
  杨宾出塞也在冬季。在《柳边纪略》自序中描述了这次出塞的艰难经历。祖母病逝后,年已四十矣,才得以出塞。一路上,寒风习习,吹在脸上像刀割一般,耳朵、鼻子,用手一摸就像掉下来一样。杨宾事后谈当时的感受说,眼前是“万木蔽天,山魈怪乌,叫嚎应答,丧人胆断。冰古雪胶,树石不受马蹄,马蹶而仆者再,触石破颅,血流数升而死,死半日乃复甦,甦久之,犹不知在人世间。方是时,辽阳、松杏、大小凌河诸战场,南北关、木叶、老边、混同、呼里改诸阨塞,皆跋涉于呻吟愁苦之中。”尽管路途艰险,步步难行,但想见父母的急切心情,使他忘记了一切困难。经过三个多月的跋涉,终于到了宁古塔,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母。在《至宁古塔》诗文中,真切地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心情:“望望吉林峰,白云绕其下。登顿及今朝,亦得依亲舍。父母骤相逢,注视还相讶。别时发覆眉,胡乃成老大。邻舍争慰劳,应接苦不暇。姓氏未及知,空言聊相借。日暮细挑灯,恍若梦中夜。喜极乃更悲,不觉泪如泻。”
  在宁古塔,杨宾陪着父母游览风光,访问故老,父子团聚了三个多月,怀着无限依恋的心情踏上归程。
  这时父亲杨越已经六十七岁了,年老体弱,杨宾不甘父母在塞外继续过流放生活,回到家乡后,便四处求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杨宾来到京师,救助于朝廷言官,请奏赦免亲人遭到拒绝。次年十一月,杨越以七十高龄病逝于宁古塔。噩耗传来,杨宾哭得死去活来。按清律,流人死于戍所者,不得返葬,其家属也不得返籍。杨宾又为谋求父亲归葬而奔波。他再次到京师,号泣于途,跪求于刑部、兵部衙门,叩头哀求445天,只求父亲灵柩归葬故土。这种孝心感动众吏,又“执贽索公(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之门,乃准例返葬”。于是,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再赴宁古塔,与其弟一起,奉老母、扶父柩以归。
  作有心人著就《柳边纪略》
  杨宾虽遵父训不应举为官,但喜欢吟诗作赋,有很强的文字功夫。他也是个极有心的人,两次出关赴宁古塔,沿途仔细观察,不懂就问,坚持写日记,将所见所闻详细记录,每天行程距离多远,路过什么府、什么县、什么关、什么站,见到了什么山、什么河、什么寺、什么遗迹,吃到了什么特产,体会了什么习俗,都一一记录,为撰写《柳边纪略》积累了丰富、详实的资料,归葬其父后,即着手撰写。
  为何撰写这样一本详细介绍东北的书?杨宾在该书自序中说,以往虽有关于关东之书,但记载过略,谬误甚多。史书上记载较多的明代在东北设置的卫所建制,成于成(明成祖朱棣,1403年-1424年在位)、宣(明宣宗朱瞻基,1426年-1435年在位)、英(明英宗朱祁镇,1436年-1450年在位)三朝,然而“中原无往者,传闻多不详”,写书者都没到过东北,凭着不多的传闻落笔,能准确吗?“如长白山在宁古塔南,旧图皆画于北,山半一潭,周三十里弱。
  杨宾撰写《柳边纪略》,他自己说有这样五个理由:一是先父谪居宁古塔30年,对宁古塔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宁古塔人至今思念之”,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书,以示对父亲的纪念。二是“边外不设郡县,无志,又无他记载,而余适过之。”没有介绍关外情况的志书和其他著述,而自己有亲身经历,有条件弥补这一空白。三是“余所遇老兵宿将其言,有可采者。又先子至其地在三十年前,所见三十年前之老兵宿将,是即其地之献也,而余亦得闻其言于先子。”自己采访过与父亲一样被流放到这里的“老兵宿将”,也听父亲介绍过在东北的经历和见闻,有丰富的资料积累。四是东北泉甘土肥,物产丰富,如参貂等特产,为中原人所不知,应将其介绍给中原父老。五是关外的风情与中原大相径庭,要将其介绍给中原人,使他们对关外有所了解。有这样五个理由,“余安敢不书此《柳边纪略》?”也正是基于此,该书对于东北的“道里、山川、风土,上自辽金遗迹,下迄当代职官、城堡、军粮之制,物产之殊,莫不毕载。”

  杨宾写作《柳边纪略》大体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着手,断断续续写了15年,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成书刊印。

  书之内容涉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之所以取书名为《柳边纪略》,杨宾解释说:“柳边者,插柳条为边,犹古之种榆为塞而以之名。其书者,以柳边为宁古塔境也。若黑龙江则附宁古塔者也,亦得书奉天,则补其志之缺者也,以牵连书之。”柳条边是出关外后最明显的标志,又联系着宁古塔,以其作为书名,既代表了东北最明显的特征,也体现杨宾两赴关东的经历。自序后,杨宾还谦虚地说:《柳边纪略》所书,“虽其山川、建置、风俗、灾祥,率多未备,不敢比于中原郡县志,或以其出自呻吟愁苦之余,而附于洪忠宣《松漠纪闻》后,斯幸矣!”
  杨宾从小失去父母的关爱,但他小有大志,酷爱学习,博览史籍,著述颇丰,除《柳边纪略》外,尚有《大瓢偶记》、《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金石源流》等十数种著作传世。尤其他为救父母,拦御驾,诉悲情,其孝心感动天地,为后人敬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以七十一岁高龄去世。
  《柳边纪略》刊印之后,即有人研究引用,在清代,成为官员了解东北、学者研究东北的主要资料,直到今天,仍是人们了解明末清初东北情况最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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