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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家乡 ] 档案记录民国抚顺县首任知事程廷恒

我要评论 来源:抚顺七千年  2018/2/6 12:02:35  作者:高群  编辑:卢然  
[导读]:江苏昆山县贡生、留奉补用知县(即留在奉天待分配)的程廷恒(字守初)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二十七日署理抚顺县。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程廷恒成为民国抚顺的首任知事(即县长)。在任两年里,他勤政忧民、励精图治,开创了很多业绩。

  据史料记载,江苏昆山县贡生、留奉补用知县(即留在奉天待分配)的程廷恒(字守初)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二十七日署理抚顺县。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程廷恒成为民国抚顺的首任知事(即县长)。在任两年里,他勤政忧民、励精图治,开创了很多业绩。

  程廷恒

  《抚顺县志略》中的《政绩表》简要介绍了程廷恒在任期间的业绩(以现代文表述):1、办理防疫,加强治安;2、普查全县人口,总计165699人;3、重修浑河大桥;4、勘查日矿边界,划定至龙凤坎为止;5、向省政府请示将县政府迁移至千金寨,获批准;6、筹办县议会选举,成立议参两会;7、增设小学11所,并扩大现有学校招生;8、复收抚顺煤矿出井税;9、提倡种植水稻;10、办理预备巡警2300余名;11、收审民事、刑事案件300余起;12、编篡《抚顺县志略》,等等。

  在抚顺市档案馆民国抚顺县公署档案中,收藏了民国元年、民国二年共计200余卷册程廷恒主政抚顺期间的档案史料,现遴选一二,以真实地反映民国首任县长程廷恒其人其事。

  建筑高尔山亭。在民国抚顺县公署档案第15698卷“城北高尔山建筑慰农亭”(中华民国元年九月)中,有一篇程廷恒撰写的跋语:“城北高尔山观音阁,经县绅张君鳌峰于光绪十三年倡捐重建,兵燹之后仅遗颓壁,公登临不禁感慨,是以爰就旧址改建斯亭。凭栏眺望,则见远岫含烟,浑河如带,千金寨各处,煤矿繁盛之区,皆历历在目,风景良佳。附郭之田数十顷,禾稼如云,尤足宝贵。斯亭落成之日,适当我民国纪元丰稔之年,故名为慰农亭云。知抚顺县事昆山程廷恒”。

  案卷附有程廷恒寄给冯赓甫请求书写题名的信,还有程廷恒下属王家瑞奉命撰写的对子,上联为:极目亭前好山河谁为点缀,下联为:骋怀宇内遍欧亚共此登临。对联用标注为“上海九华堂薛涛笺”的粉红色笺纸书写,字迹工整,显得优雅而庄重。


抚顺永安桥(1905)


抚顺永安桥

  修筑“永安桥”。据有关史料记载:1913年,抚顺县知事程廷恒决定重修破损的浑河大桥,由日本抚顺炭矿出部分资金,又集民捐,用红砖混凝土建桥基,用木材修桥体和桥面,建成了抚顺地区横跨浑河的第一座半永久式桥梁,桥宽4.7米,长303米。

  在市档案馆收藏的日伪时期抚顺图书馆馆长渡边三三编著的《抚顺史话》中记载了1913年4月5日抚顺县知事程廷恒在关于桥的命名问题上致日本炭矿长米仓清族的信,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抚顺浑河大桥业于四月一日开工,以四国桥为名与事实不符,当经呈请奉天都督另定名称。兹奉回文,已定桥曰“永安”。

  嗣后文牍往还,即请称“抚顺永安桥”可也。程廷恒以坚毅果敢、忠诚爱国之举驳斥了日人拟以“四国”命名的企图。当时桥额由奉天将军张锡銮题写,桥北立有程廷恒撰文的“永安桥落成碑”。永安桥,顾名思义,永庆安澜之意,这就是永安桥的最初得名。现在的永安台(南北台)即是借用当时永安桥的名。

  编修方志。程廷恒在宣统三年七月编修《抚顺县志略》的序中写到:“抚顺本为承德、兴京附属之地,设治未及四年,诸政待兴,前迹已渺,何志之有?然守斯土者,又不能漠然视之,恐以后徵古者无所考证焉。前知县赵宇航有鉴于此,搜其故实编辑成书,廷恒于宣统三年二月来宰斯邑,取而读之,始知抚顺之沿革为古之肃慎、挹娄故国,相传以久,惟山河迢递,数千年之得失多有未详。政余之暇,重事摭拾,惟日处穷荒,行箧未带多书,简陋之病在所不免,稍就原本而损益之......廷恒守土无状,于应兴应革之事不能补救,或有未尽者,以期来哲,想能弥我漏卮,臻诸完善。班固讥迁而沈括又以为谬,此廷恒所不敢辞者矣。” 


《抚顺县志略》

  这篇序说明了程廷恒编修抚顺县志的由来,序中还简介了抚顺县志的基本内容,包括建置、官制、氏族、宗教、山川、风俗、籍业表、物产表等22个部分。民国二年底此县志编纂完毕,程廷恒以署名名信函的方式发给县署各部门,在第21997卷千金寨商务分所档案“奉到抚顺县监督程发交抚顺县志略”中作了记述。

  另据资料记载:程廷恒历任抚顺、宽甸、安东、复县知事,呼伦贝尔督办兼交涉员、龙江道尹、黑龙江省长公署政务厅厅长、代理省长等职,每移官一处,皆有创修方志之举。他真正把编修志书当成了“官职”、“官责”,把修志看成是展示地方官从政之才的一种好形式。他认为“为政有宏观,当务其大者远者”,而编修志书是为了更好地“资政、教化、存史”,是规模深远意义重大的大事要事。

  调查日本商铺及人口。在民国抚顺县公署档案第15647卷“调查千金寨旧市街日本商铺”(中华民国二年五月)中主要包括两个文件,一个是《抚顺县行政公署委任令》,一个是《千金寨日人租赁中国地基建筑房屋所设之商铺清摺及调查表》。

  知事程廷恒签发的委任令中这样写到:查千金寨旧市街一带中日商民栉比而居,往往以租赁房屋或租赁地皮纠葛不清,致交涉不迭。先行调查,知其底蕴,办理殊形棘手。兹查有城厢议员黄云祥遇事热心,甘尽义务,本监督特委任其为千金寨市街调查员……。

  卷中清摺(即清单)是黄云祥调查的结果,上面包括日人商铺的名称,共有质屋、商店、理发所、料理馆四大类77家,其中质屋8家,如“永意当”、“中村当”、“吾妻当”等;商店55家,如“樱田商店”、“前田饮食店”、“吾妻旅馆”、“大和洋行”、“小松洋服店”、“一六馒头店”、“石原表铺”,等等;理发所3家,“本道轩”、“朝日床”、“丸山”;料理馆11家,如“舞鹤馆”、“红叶馆”、“日乃出”等。所附调查表为《抚顺县调查千金寨中外商铺一览表》。从表中可以看出,千金寨街道包括华兴街、旧市街、中兴街、兴隆街、头道街、二道街;千金寨地主包括陈茂福、魏成业、魏成贵、魏春、魏广起、魏成和、白永顺、邵葆珊、邵献之等22人;年地租金额在九元至一百元不等;租赁地基数最大的是日本樱田商店,租旧市街地基数为东西十六丈五、南北十一丈的土平房两间,年地租一百元。还有牧野洋行租华兴街地基数为东西十六丈五、南北十一丈五的土平房两间,年地租九十元。两处地主和房主都为陈茂福。


程廷恒墨迹

  在《抚顺县志略》中还记录着居留在抚顺的日本和韩国人口数目。经统计,当时抚顺共有日人4956人,韩人428人。民国抚顺县公署第18081卷“呈县处为报韩侨户口表”,证明了程廷恒在任期间确实作过统计外国人口的决定。另据有关资料记载,宣统三年(1911)县知事程廷恒曾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呈请,由抚顺城县治移往千金寨。因种种原因,牵延到1915年,抚顺县政府才正式搬迁到千金寨。

  程廷恒后来到宽甸、安东、复县任任知事,1925年任黑龙江省政务厅厅长之职。

  程廷恒把修志看成是展示地方官从政之才的一种好形式。程廷恒在完成《呼伦贝尔志略》的时候,当时代行黑龙江省省长职务的于驷兴便评价程廷恒具有“远到之才”、“经事之略”。(于驷兴:《呼伦贝尔志略》序)于驷兴认为,不能把《呼伦贝尔志略》仅看成是一部地方文献,而是程廷恒从政思想的凝聚和政治志向的展示。尽管他主持编修这么多的志书,仍然不自满,谦虚地将所修志书名称标为“志略”,“其详其审,概可想见。”(朱庆澜:《呼伦贝尔志略》序)。

  黑龙江通志局自清末创办以来,特别是民国改元以后,虽然几修几辍,人员迭有变化,但从总纂到诸纂修当中能诗擅书者却不乏其人。诸如张朝墉、程廷恒、魏毓兰、张延厚、张伯英等人,或以诗名,或以书名,而其中三张则是诗书俱佳。修志过程中,他们以诗传递友情,以诗激励修志,堪称志苑诗坛一段佳话。程廷恒随着职务的变动,又由主持县志的编修,开始了主持省志的编修。


程廷恒

  民国14年(1925)程廷恒任黑龙江省长公署政务厅厅长,政务厅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编纂工作,主持编纂《黑龙江通志》的任务自然落到了程廷恒的肩上。于是他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和通志局的各位编纂建立友谊,搞好关系。黑龙江修志屡修屡辍,有的携稿而去竟无人追问,程廷恒上任了解情况后宁肯出资也要将稿追回,克期督修,以身作则,鼓舞了诸位和分纂的干劲。使修志工作一度出现了新局面。丁卯(1927)春暮,程廷恒于政务厅长任内虽然没有完成《黑龙江通志》的编纂任务,但却为后来《黑龙江通志》的最后成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14年朱庆澜任督理黑龙江军务兼巡按使时,设黑龙江通志局于黑龙江省图书馆,朝墉受聘为纂修,曾纂《黑龙江物产志》12卷(一说13卷)。

  1916年朱庆澜因故离江,局长涂凤书,总纂史锡永及纂修张朝墉、黄维翰等随之离江。此时正值衰秋九月,张朝墉写下了《留别龙沙诸旧好》的诗章,发出了“冰天雪海愁为客,笔冢墨痴困此身,老拙未精酬世学,米盐深愧在官贫”的人生慨叹。离开塞外的人生驿站又到哪里去呢?“桃园何处真难觅,离却龙沙再问津。”如果暂无去处,那就回四川老家吧。“宾鸿若问家何在,白帝城西一草堂。”史锡永在与志坛好友分别之际也步张朝墉原韵写下了《和白翔还川留别韵送行》的诗篇。1925年,时任黑龙江政务厅厅长的程廷恒主修《黑龙江通志》。

  此时,民国元年(1912)便来黑龙江的报人魏毓兰也在通志局任编纂,程廷恒主持修志后,将他纂修的《呼伦贝尔志略》送给在通志局工作近20年的老编纂人员魏毓兰一部,魏毓兰以诗相谢:“《呼伦贝尔志》,筚路启遐荒。民物供搜集,山川为发皇。穷边传政绩,余事到文章。省志还相待,岿然国史光。”这是对程廷恒纂修的《呼伦贝尔志略》的赞扬和对其主持编纂《黑龙江通志》寄予的莫大希望。

  黑龙江修志屡修屡辍,有的携稿而去竟无人追问,程廷恒上任后宁肯出资也要将稿追回,使修志工作一度出现了新局面。通志局诸同人,一旦共事,皆不忘故交。修志之余,通志局同人还时常参加一些诗社的雅集、宴饮,此外,凡遇乔迁、生子、寿诞,相互之间一般都有诗相贺。纂修陶炳然原来无房,与韩朴全在一起居住,后来搬入新居时,魏毓兰曾写诗表示祝贺。其中有句云:“边城廿载老风沙,觅得幽居便作家。韩翊多才能共住,晏婴近市不妨哗。当门种柳垂家范,闭户著书阅岁华。”这既是对诗友赠诗的答谢,又是对他秉笔修志的殷切希望。就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字里行间充满着乐观精神。

  丁卯(1927)春暮,魏毓兰在复程廷恒来书催问省志纂修情况时写道:“赖有鱼书亲手翰,还将麟史话心传。”对魏毓兰志友诗友之情程廷恒铭感在心,步其原韵写道:“花骢陌上缓归鞍,羌笛春风忆昔年。却喜少陵诗句好,快从白也醉中传。交情厚似荆山玉,世事颠如大海船。珍重董狐留史笔,声华遥听鹤鸣天。”这既是对诗友赠诗的答谢,又是对他秉笔修志的殷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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