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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记忆之:邮电局

我要评论 来源:辽东网  2017/9/12 9:35:27  作者:许星威  编辑:李丹  
[导读]:东七路和中央大街交叉的路口上,一北一南有两座很坚固的老楼,它们都是邮电局,别人说是 1927年建的。北边是邮信的,南边是发电报的。我感觉,一个热闹,一个冷清,一个平常,一个神秘。因为,邮信的就是白天营业,到晚上就关门了。夜晚来临,发电报的楼幽暗的灯光就亮了,而且是彻夜不熄的。它俩就在那守候着,等待着,等什么呢?

  东七路和中央大街交叉的路口上,一北一南有两座很坚固的老楼,它们都是邮电局,别人说是 1927年建的。北边是邮信的,南边是发电报的。我感觉,一个热闹,一个冷清,一个平常,一个神秘。因为,邮信的就是白天营业,到晚上就关门了。夜晚来临,发电报的楼幽暗的灯光就亮了,而且是彻夜不熄的。它俩就在那守候着,等待着,等什么呢?

  我知道,是等人要往远方捎信儿,就要到那里,不管是缓还是急,不管是白天还是夜,只要想远方的亲人了,要把盼望变成要说的话,到那里,就能把家和外面的世界接通了。

  我家的亲人都在远方,我太爷家在吉林,往东北七百里路。而我外公家就更远了,在往南几千里的广东,所以,常常有信或电报来和去。不急就写信,急了就发电报。急事,就是大事,怎么能让我们小孩去办呢,所以发电报那楼很少去。

  邮局白天开,谁都去,我们更爱往那跑。邮封信,自然是我的任务了。其实,在幸福楼的路边,西公园正门对着,就有一个邮筒。可我只要寄信,就不往那个邮筒里投,一定要走上一段路,甚至都比学校都远,把信投到邮局门口的邮筒。我觉得,那信才会很快寄出去。

  邮局营业大厅,挺敞亮。水磨石的地面,水磨石的柜台,显得那么结实。柜台高,每次买邮票,我要使劲跳上去,用胳膊架住柜台,才能看清营业员,才能看到桌上邮票的样子。人多了,我就用胳膊架着一点点往中间挪。

  柜台挂着邮票、挂号、包裹、汇款什么的几个小牌。还有报纸、杂志卖。

  大厅里有一个挺大的桌子,是让人写信的,总有一个老头坐在那,代人写信。常看到有中年妇女、老太太跟他说呀说的,有时说说还掉眼泪,老头抬着头,眼睛向上,也不看她,就开始写。她说,他写,一会儿就写好,老头就给老太念上一遍,然后写信皮,还用毛笔写。他们身后就是粘信封和邮票的小桌,上面有胶水瓶。老是有人弄得内外都是,粘糊糊的,没法把邮票贴干净。后来,我弄明白了,不能把胶水弄得太多,只蘸一个角,再往没蘸的地方一抹,就干净利索了。

  方向他哥方幸,九岁时,也就是1963年,就开始集邮了,是邮局的常客。那年,他姨父从北京出差来他家,带给他礼物。这可是他从没见过的特别礼物——一个折叠的集邮本,里面是花花绿绿好看的邮票。姨父告诉他,这都是盖销票,在北京王府井邮局买的。这让方幸高兴得跳起来了。小小的邮票,精美的画面,有好多人物、花鸟、建筑、山水,简单是个小世界,让他一下着了迷,从那开始就攒邮票了。后来磨他妈,用两块钱买了一本集邮册,还相当厚呢,一用就是好多年。

  他看我也喜欢邮票,就给我讲:“邮票有信销票、盖销票,集邮没有买新票的。”“你问我从哪弄的邮票?我爸的五金公司来信多,我去他那找,他也帮我收集。再有就是上海亲戚家来信。把信上的邮票剪下来,用水泡开。盖销票在邮局有卖,一般人买不起。”

  邮局门口总有人在换邮票,平时就有人,周日人多,有三四十人呢。在那,每个人都拿着自己多余的邮票跟别人换,有时还能换乒乓球什么的小玩艺。那时候,打乒乓球都是水泥台子,特别费球,所以经常去换。方幸很得意说,他没买过乒乓球,都是拿邮票换来的。

  我也集邮,我的邮票基础,是大舅的集邮本。1967年,我去广州,他当兵去了,两个集邮本都给了我。呀!那可净是厉害的邮票呀,建国、建国十周年的,黄山、蝴蝶、牡丹、金鱼、菊花的,中苏友好的,张衡和祖冲之四大发明的,方票、三角票都有。我接手了,也迷上了。慢慢明白了什么是纪念邮票,什么是特种邮票。把能找到的信封都先抢来看,想方设法弄邮票。文革的邮票,好多我都弄到了。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检阅红卫兵四个伟大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的,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的,祖国山河一片红的。还有八大样板戏的,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钢琴伴唱《红灯记》,最难搞的第九张,它不是样板戏的内容,是一张毛主席像下面有八个样板戏里的人物组成的群像,好象没发行一样,我等了好几年,终于在别人寄来的信封上看到了。不过这是邻居家的,没人发现,我就把它撕下来了。

  方幸手里有猴票,应当说是他邮票中最珍贵的了。1980年刚发行时,邮局只卖8分钱。大家都看到了,但少有人买。后来升值,涨得快。涨到3块钱时,邮局还有。以后集邮的不集邮的都想买了,就看不到了。市场涨到30元时,有同事出差到南方,竟然发现了猴票,知道他集邮,就用25元帮他买回来了,这已是猴票发行八年后的时间了。

  艾淼的爸爸也喜欢集邮,她也受了影响,攒邮票,为了得到一张喜欢的带邮戳的邮票,写信给远方的亲属,让他们给回信并贴上那张喜欢的邮票。

  艾淼也常去邮局,每个月最少一次,是给她在长春的姥姥姥爷寄钱,直到姥姥姥爷去世为止。开始是和妈妈去,后来她学会了怎样填单子,怎样在单子上给姥爷留言,以后妈妈工作忙,就替妈妈去邮局寄钱。每月一寄,从不间断。有时候,妈妈还买一些布料什么的给姥姥寄去。

  我妹妹的同学李林,1978年到邮局,参加工作时才17岁,先做了两年投递员,送信件和报刊,跑公园那片。那时候,人们与外地亲朋好友的沟通主要靠写信,贴上8分钱邮票就可以传递信息,所以投递员走街串巷送信送报,一片繁忙。

  艾淼家订了《人民日报》,她不盼报纸,每次投递员骑自行车来,她都会盯着投递员,看是不是还能拿出邮单,如果有就可能是姑姑从上海、姨从长春邮来大白兔奶糖、白糖、挂面、漂亮花布、豆制品、腊肉了。

  年轻勤快,李林很快就成熟手。剧团就在公园那一带。那时,报刊杂志最抢手的是大众电影和参考消息,限制订量。她帮歌舞团拉提琴的李树堂订了大众电影,每期都送到他家。他家是日本楼,门上有投递口,有信或杂志一塞就妥了。她还帮助京剧团食堂的老师傅订了参考消息,那个老师傅每天都帮她在食堂打好饭菜等她。

  后来,转到分检科,李林就不用风里雨里了,她很认真地背地图、学业务。背各省市县,特别中转站的名称。一个星期就上岗,一个月就能独立工作。那时候,每人每天要分捡200斤的信件呢。基本都是国内信件,偶尔也有一两封国外信件。有个吉林邮政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叫肖丽艳,专门负责翻译国外信件。

  她跟我说了件有趣的事:“那次,沈阳军区政治部有俩人到邮局,了解有多少人给雷锋班写信,我接待的。我告诉他们,给雷锋班的信平时每天都有10多封,到3月5日,毛主席向雷锋同学习题词的日子,就更多了,不但那天,整个3月每天都有30—40封。有个巧合,我的生日就是3月5日,所以每年的生日这天,都是在最忙的分检工作中度过的。后来沈阳军区把反映部队学雷锋的事迹出了书。把采访我,生日时在学雷锋的岗位上的事也写到书里了,你说有意思不。”

  方向没下乡,留城上了班,同学们都插队在农村,他就成了联络员。同学经常写信跟他交流思想,交流感情。他经常帮同学买杂志寄去,有《萌芽》《上海文学》《收获》《十月》《解放军文艺》《航空知识》什么的。老去邮局寄书邮杂志,跟营业员们都混熟了。他可以在家把要邮的书用牛皮纸粘好,邮包在家缝好,不用再开包检查了。

  打电报,其实就是到电报大厅,往电报纸的格上填字,也就是要用最少的字来表述紧要的内容。这个挺难,主要是考语文的水平,不是一般人能写好的。我去过几次,总发现有人在那抓耳挠腮的,半天整不出一个字。小时候,我就想试试,爸妈却不给机会。

  电报大厅里是欧式建筑风格,天棚很高,大厅里还有二楼,二楼有围栏,站在水泥栏墙能观全大厅,可是不让小孩上。

  半圆柜台也是水磨石的,柜台和我们的个头儿差不多高,柜台里铺的是地板。市内电话是在柜台交了钱,营业员把电话机从她那拎到你面前。办理安装电话是在东北角,只给单位装,住宅电话要够级别的领导才行。

  长途电话在西南角,有两间木框镶小块玻璃的落地门。挂个长途电话可是非常麻烦,一般都得等上几个小时才行。有天晚上,我跟爸爸去给广东打长途,一直接不通,我在长椅上都睡着了。

  我总琢磨,为什么老是在晚上去打电报?后来弄明白了,原来急事,或不好的事,总发生在晚上,这真是奇怪。

  海城地震就发生在晚上,那晚,好多人都在打电报。方向和邻居两个小子也跑到营业厅,在木长椅上坐到天亮。当时,大厅里还七八个东七路的半大孩子,没有我。早上五点,这帮孩子被一个老大爷赶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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